深圳侨报记者 谢青芸

通讯员 叶蕾 史庆明 邓国华 文/图

位于罗湖区南湖街道的渔邨社区（旧称“渔民村”）与香港隔河相望，面积仅0.25平方公里，虽是弹丸之地，却是深圳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缩影，更见证了深港两地的紧密交流与合作。

水上流动人家上岸 于是有了渔民村

“从前我们的日子可没这么好，一大家子住在船上，吃喝拉撒都在上面。”走进刚刚开馆的渔民村村史馆，深圳市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邓国华向记者讲述了渔民村的历史。

邓国华介绍，最初期的渔民村村民浮家泛宅，在水上生活。最早漂泊在东莞一带，被称为“水流柴”。路过罗湖桥时，村民们无意间发现深圳河水清鱼肥，于是决定住在罗湖山脚下U字形河套“犁头尖”打鱼。上世纪50年代，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渔民得以上岸安置，于是有了渔民村。

改革开放前，渔民村是深圳最穷的自然村之一，村民住在深圳河边搭建的茅屋里，全村百多号人组成生产队，靠在深圳河打鱼和在河边耕种十几亩土地维持生计。上世纪70年代，渔民村人在政府的帮助下建起了砖混结构的平房，但生活依旧艰苦，穿的都是香港亲人回深圳探亲带来的旧衣服。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面包皮和饼干碎被带回村里，村民认为那是最美味的食物。

从万元户村到示范村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紧邻罗湖口岸、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渔民村，充分利用其地理优势和特区政策，投身大开发。

“当时其他人去香港不容易，只有我们村的人可以凭证件自由出入，于是很多村民会把香港的东西运过来卖。”邓国华说，凭借地缘优势、灵活的思维方式和渔民勤恳吃苦的精神，让渔民村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脱贫致富。

改革开放初期，渔民村还充分利用特区政策，引入香港工厂在村里投产，开发深圳河沙资源，搞运输等渠道迅速致富，到1981年渔民村的集体收入达到60多万元，在全国率先成为“万元户村”。同年，村里投资了70万元，统一规划、设计、建设了33栋米色小洋楼，全部分给本地村民，从此率先过上了家家住别墅，户户有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的幸福生活。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大发展，来深创业的人越来越多，住房需求迅速膨胀，许多村民把原来的2层小别墅私拆加建，渔民村又变成了人口高度密集、环境“脏乱差”的城中村。为彻底改变这一乱象，2001年，在市、区政府的支持下，渔丰股份公司党支部和董事会带领全村村民，向银行贷款对渔民村进行整体拆除重建。2004年，一批现代化型的小高层出现在深圳河畔，每户平均分得一栋12层的楼宇，并按照统一招租、集中管理、共享租金的模式进行管理和运营。村民生活在现代化的花园小区，融入了都市生活，每年都有稳定的租金收，渔民村成为深圳城中村改造的示范村。

新时代深港故事更加精彩

如今，随着深港两地联系越来越紧密、两地交通越来越便利，不少香港人选择在渔邨社区定居或生活，社区有常住港籍人员1000多人。走在渔邨社区街头，随处可见香港人；在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时常可以偶遇前来上网课的香港学生；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还专门开设了港人服务窗口，渔邨社区与香港融合发展的故事正以一种新的方式接续上演。

早在2011年，港逸豪庭业主委员会主任王纪明便在渔邨社区的港逸豪庭小区定居。王纪明说，选择渔邨社区不仅因为它闹中取静、交通便利，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站在楼顶就可以眺望香港。在渔邨社区生活近十年，王纪明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参加了业主委员会，现在港逸豪庭业主委员会5个人中，有4个是香港人。“虽然业主委员会成员大部人是香港人，但做好社区治理工作仅靠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平常还有许多热心居民参与其中，他们大部分都是内地居民。大家齐心协力，才让我们居住的环境更加舒适、更加契合业主的期待。”

今年12月4日，罗湖区10个街道级居深港人联谊会在渔邨社区集中揭牌，这是由居深港人自发成立的组织。担任南湖港人联谊会副会长的王纪明说：“在深圳，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来了就是深圳人’，我对这句话，有着很深的体会。深圳给我个人的感觉，是一个来了便不想走的地方。我从香港过来深圳居住，两边的生活节奏都非常接近，交通也非常方便。同时，罗湖区政府对在辖区居住、工作的香港同胞特别关爱，疫情期间为居深港人提供了许多暖心的服务，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喜欢来这里居住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