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正月九日，离开香港的机会已经成熟云云，就是说，种种布置已经妥帖了。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茅盾在《脱险杂记》一文中提到的“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发生在1942年的元旦。如今80多年过去了，深圳市白石龙村作为当年文化名人脱离险境进入游击区的第一站，建设了一座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馆内陈列的文物，深情地讲述着这场惊心动魄的历时近200天的“香港大营救”故事，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的关心与关爱。

两大营救难题

“在香港的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住九龙的朋友撤出否？与曾生部及海南岛能否联系？”一封来自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急电复原件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带领大家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先后辗转到香港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香港一时间成为群英荟萃、人才济济的抗日文化中心。同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为躲避日军的搜捕，大批进步人士四处逃难，藏进了香港的深街陋巷。

位于皇后大道中18号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连续收到周恩来发来的急电：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把在香港的茅盾、邹韬奋、梅兰芳等一批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为此，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廖承志立即联系了一直在广东坚持抗战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寻求帮助。

1941年12月8日，廖承志在港岛召开紧急会议，重点商讨如何疏散爱国民主人士。次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员尹林平、曾生、王作尧等人在深圳白石龙村一座教堂里秘密制定营救方案。

经过一番讨论，曾生等人决定，由第3大队和第5大队短枪队开辟水陆秘密营救交通线；首段撤离需从香港偷渡到九龙，这个路段由刘少文负责、潘静安执行；王作尧需负责九龙到白石龙沿途警戒和资金筹集，曾生来安排龙华接待站具体事宜。

方针确定，事不宜迟。然而，营救工作仍面临重重困难，遭遇了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寻找近千名营救对象。香港沦陷后，为躲避日军搜捕，不少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多次改变住处。曾亲历过大营救的著名报人杨奇在回忆录中提及：“许多人自从战事发生以来搬过多次家，有的甚至因突然转移而失去了联系。”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被营救对象并非易事。廖承志首先找到了著名的民主人士柳亚子，从他入手，顺藤摸瓜找到与之相关的一大批人，并进一步获取线索。在廖承志的指挥下，港九地下工作人员通过报社和书店等文化人密集出入的场所，很快与营救对象取得联系。二是如何秘密护送营救对象。当时日军已封锁了香港岛至九龙的交通线，香港的各大码头上都有日军把守监视。

“这是革命的虫子”

1942年元旦前后，香港出现粮食短缺和燃料匮乏问题，日军下令疏散100万市民离港返乡。这正是营救的好时机！这一历史重任落到了东江纵队前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肩上，其中包括1942年2月成立， 由香港居民组成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1月9日，营救工作在香港铜锣湾避风塘码头悄然进行。黄昏时分，身着老百姓便装、打扮成“难民”模样的茅盾、邹韬奋、叶以群、戈宝权等人，成功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登上停泊在避风塘的驳船。经过漫长等待，在东江纵队交通员引领下，他们改乘3只带有草篷的蛋家艇上。小艇飞快冲过海峡，到达九龙红础。最终，他们被顺利护送到羊台山抗日根据地。在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的3号馆，布展方特别设置了一处复原场景，再现那惊险的一夜。

“很多船的马达都被拆掉了，只能靠风在海面漂泊。加上日军经常在港口附近的海面巡逻，使得人员转移非常困难。”日本人占领香港后，对船只控制得非常严格。据夏衍回忆，他与司徒慧敏等一批演艺界人士从海上转移时，突然碰到日本巡逻艇，妇女们吓得赶紧把脸涂黑，哆哆嗦嗦地躲在角落。幸亏夏衍会讲日语，谎称同行的是生意人，才让日本兵放松警惕，放他们北去。

多数逃离香港的文化人士都是乔装成返乡难民，翻山越岭徒步走到白石龙的。他们沿途经过荃湾、元朗、落马洲等地，蹚过深圳河，走了整整四天四夜。同年1月13日，最先出发的茅盾一行人终于到达深圳白石龙村。夜深人静时，他们才能悄悄潜入村里的天主教堂躲藏。

“每次转移都挑月黑风高的夜晚，崎岖的山路。每个人的背包上都挂着一个漱口盅和一条白毛巾。一个跟着一个走。”漫画家丁聪用画笔再现了记忆中撤离的场景。文化人士乔装成离港难民，他们脱下了显眼的西装、旗袍，换上长衫等便装，在荒僻的山间小路上连夜赶路，随时提防日军和国民党部队的盘查。

1981年，画家蔡迪支、许钦松根据香港沦陷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及东江游击队合力营救文化人士到达后方的场景，创作了版画作品《晓风残月》，勾勒出一幅这样的场景：一支正在行进的队伍，沿着蜿蜒迂回的山路， 鱼贯穿梭在夜晚的丛林之中。从树冠中腾起的一群乌鸦在空中纷飞，打破了夜晚本该有的宁静，营造出紧张的气氛，让人感觉危机四伏。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茅盾身背行囊，脸上现出一丝倦意，身姿却依旧挺拔坚定，神情也泰然自若；身边的护卫者更是扛枪阔步，神色笃定。紧随其后的邹韬奋嘴角带笑，圆框眼镜透出文人的儒雅，矫健步伐散发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他身后，拄着竹棍的文化人士在背枪战士的帮扶下，正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画家还以留白表现夜空，单线轮廓勾勒出一弯月亮，与之呼应的是前景中主要人物侧脸和肩背的留白——这不仅使他们的面部更加清晰，也恰似月光洒落，画面丰富而又真实。

战争岁月生活十分艰苦，被营救回来的文化人士就在教堂地板上铺些干草，和衣而卧，最多的时候挤了30多人。第二天未拂晓，又要启程赶往十几公里外的羊台山。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3号馆有一处微缩景观，再现了文化名人抵达深圳后藏身的山寮招待所。为躲避日军的飞机轰炸和放火烧山，曾生在羊台山麓搭建了多处山寮招待所，安排文化人士分散居住。招待所的条件十分艰苦，大家只能用溪水洗脸擦身，身上长出了虱子，彼此开玩笑说“这是革命的虫子”。

中国文化的再生之地

抗日战争时期，白石龙村有“小延安”之誉，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当时，村子已经经历了日军多次大“扫荡”，家家缺吃少穿，但村民们还是热情迎接了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精心准备了荤素搭配的晚餐，素是几盘青菜，荤则是几大盆红烧肉。据《曾生回忆录》记载，茅盾尝过饭菜后感慨万分：“这顿饭吃得真痛快，比什么八大八小山珍海味更好，永远也忘不了。”

被转移到白石龙的文化名人，待的时间最短的为5天，最长的则长达4个月。随着大批文化名人被护送来这里，游击队在羊台山上搭建草寮，照料这些人士的生活。跨江、渡海、翻山……艰险的营救过程中，东江纵队和东江地区人民群众奋不顾身，冒着硝烟，闯过日伪和国民党顽军的数十道封锁线，将200多名文化民主人士安全转移至大后方。没有村民的“百家饭”，没有他们的默默奉献和保守秘密，如此大规模的隐藏工作，做到不暴露一个人，真是难以想象。参观路线的尽头有一面电子墙，在殷红色背景的衬托下，一个个黑白色肖像依次闪现。那些平凡、可亲的面孔是为这场大营救不顾生死、奔走送信、送饭疗伤的英勇战士和白石龙村民。在这场危机四伏的大营救中，无数英雄历经艰辛，舍生忘死……

有感于地下党员、游击队和当地百姓的无私付出，许多获救的文化名人都曾以撰文、赋诗等形式记录下这段难忘的旅程，其中包括茅盾的《脱险杂记》、戈宝权的《忆从香港脱险到东江的日子》、廖沫沙的《东江历险长留念》等。在白石龙隐蔽期间，邹韬奋、茅盾等文化名人欣然应邀为村民授课，一同参观游击队藏在羊台山上草寮里的油印设备。在邹韬奋的提议下，游击队创办的《新百姓报》和《团结报》合并为《东江民报》，邹韬奋还亲自为《东江民报》题写报头，茅盾为副刊题写“民生”二字。2003年1月，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重回白石龙看望村民，他触景生情道：“我对这里的人民，这里的山山水水， 一直深深怀着眷念之情。”

中国文化薪火相传

这些精彩感人的历史细节，不仅是获救文化名人与广东军民之间深厚情谊的鲜活见证，更为广东抗战历史研究和相关文艺创作留下了丰富的独特素材，堪称一笔不可多得的“国家宝藏”。一个个闪亮的名字， 一段段动人的故事，仿佛穿越时光向我们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获救的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成为各个文化艺术领域的领导者和佼佼者——茅盾曾担任第一任文化部部长，并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夏衍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培养了大批电影人才；丁聪成为著名漫画家；特伟后来创作出《小蝌蚪找妈妈》等脍炙人口的美术片作品，成为国产原创水墨动画片的创始人……

这场大营救从1942年元旦开始，隐蔽战线水陆齐发，分批穿越，历时11个月，帮助800多名进步人士安全撤出香港。除此之外，还营救出一批国民党驻港人员和外国友人，并接应2000多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及时保护了一大批当时的精英人士。对于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夏衍曾评价道：“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香港大营救”足迹跨越10余个省市，行程上万里，全程无一人遇险牺牲，这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斗争史上的一个奇迹，为中国百年文化薪传，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