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际，随着大顺军入京和八旗铁骑入关，士大夫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在《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一书中，何冠彪教授从明清史料中的零星记载进行分析，尽可能还原那段历史的真实面目，讲述明季士大夫在王朝更替之际的立场和心态，再现他们面临生死抉择时各种人生面向和复杂心理。

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生逢乱世，取舍之间，明季士大夫对殉国的考虑虽各有不同，却都要经受“家”与“国”、“忠”与“孝”、“经”与“权”交织的内在紧张和情感震荡。时过境迁，今人虽已很难从滤去生活细节的正史中，找寻到接近明季士大夫做出选择的答案，但作者以历史脉络为主线，深入挖掘他们写给亲友的书信、自我遣怀的诗歌、述志抒怀的文章、知交好友的记录等资料中的隐藏信息，让岁月不再遥远，古人不再陌生，历史有了质感和温度。

何冠彪教授认为，在忠孝思想和个人主义的相互影响下，明季殉国士大夫虽然一致认为殉国是他们的责任或者义务，但他们殉国的原因不尽相同，所殉身的对象亦不一致，对殉国的态度又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如礼、兵二部尚书詹事陈函辉所作的《绝命诗》里写到“生为大明之臣，死作大明之鬼”，诗中流露出的“国亡与亡”的想法，是不少的明季士大夫选择为国而死的原因；举人刘恩泽在南阳城陷后选择“掷楼下以死”，死前“自题楼壁”中有“千古纲常事，男儿肯让人！”诗中热切的殉国态度，是因为相信自己的殉国是仁义道德的实践；而翰林院检讨汪伟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一开始并不想殉国的他，看到“京师单弱，不惟不能战，亦不能守”，内心的绝望让他走上“一死外无他计也”的殉国路，他和部分明季殉国者一样，内心是消极的，是迫于无奈、逃避现实而选择殉国的。虽然消极退缩的殉国者和积极进取的殉国者同归一死，但两者背后的意义却是判若云泥。

何冠彪教授研究发现，明季士大夫殉国的人数为历朝之冠，不少遗民也认为人臣必须国亡身死，但绝大多数士大夫并没有殉国，因此在一片赞扬殉国的声音中，出现了多种不必殉国的意见。争论围绕人臣是否一律殉国、未出仕者须否殉国、有父母在堂者须否殉国、“守经”拟或“达权”，“生胜于死”拟或“死生于生”等主题展开，可无论争论的结果如何，都可以看出偷生于新朝的遗民面对殉死旧朝的忠烈，会遭遇“殉节”与“守节”等人生难题的拷问。书中多次提及小人物陈确，他的生死取舍是较为典型的个案，随着时局的变化，他在面对生和死的抉择时，态度出现多次转变。从国亡君死为令他考虑是否殉国到师友“俱死国难”让他在生死之间犹豫不决，再从为了“母老”选择成为顺民到薙发引起生与死的纠结，面对生死选择，他没有贯彻始终的立场，内心始终纠结不断、惭愧不安，反复不断，他在自己的著作里不停为自己的行为做合理解释，以求心安。不殉国的决定让他这样的新朝遗民在往后的岁月里，生活在无处不在的罪恶感之中。

生与死，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时代的洪流，推着每个人做出各自的选择，不同的选择有时会成为一面时代的镜子，照出社会的精神嬗变，也照出人性的深刻复杂。